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，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佛教传入中国(zhōngguó)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和繁荣(fánróng)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(rùxuǎn)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(zhújiàn)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古代佛寺(fósì)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？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(něixiē)故事？ 双塔(shuāngtǎ)见证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，位于新疆喀什市(kāshíshì)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望去，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(zài)苍茫(cāngmáng)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，在当地(dāngdì)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”的(de)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复原(fùyuán)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(yǔ)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来虽饱受(bǎoshòu)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(tāntā)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(qù)现场勘察，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一圆(yīyuán)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(hénjì)和(hé)零星散布的陶片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，“地下(dìxià)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(fā)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6年间，在考古(kǎogǔ)人员手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(jiànzhù)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，发现遗迹(yíjì)包括(bāokuò)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(dāngdì)和中原等不同地方(dìfāng)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喀什，古称疏勒，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，各色文化艺术(yìshù)在此地(cǐdì)融合荟萃。 肖小(xiǎo)勇介绍，莫尔佛塔(fótǎ)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窣堵波样式(yàngshì)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(jiànzhù)，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，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(táijī)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比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(děngjí)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(yízhǐ)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(xīnjiāngwénwùkǎogǔyánjiūsuǒ)供图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，两座佛塔在(zài)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(gōngyuán)1-3世纪，以圆塔为(wèi)中心，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(zhuǎnbiàn)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(děng)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(sìyuàn)建筑被毁(huǐ)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，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(jiāoróng)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(qǐyuán)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(zuìzǎo)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(de)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(yánjiū)的空白，实证新疆各(gè)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(dìyīshǒu)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(yìndù)，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，主流观点是(shì)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从于阗(tián)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求法的高僧，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(shèngkuàng)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，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(shǐshū)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西域(xīyù)四大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、佛殿和僧房等(děng)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，该遗址(yízhǐ)因被掠夺等原因(yuányīn)，仅留下有(yǒu)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(zì)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以来，莫尔寺遗址(yízhǐ)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(duōyuán)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，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(fājué)。 2019年7月，考古工作队员(duìyuán)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(tànfāng)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，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(shūlè)佛教文化遗存，再次回归人们(rénmen)的视野。 动物(dòngwù)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和(hé)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；运用(yùnyòng)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(yíjì)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，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，而莫尔寺考古(kǎogǔ)系列(xìliè)碳14数据结合遗迹(yíjì)遗物，提供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(gōngyuán)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续写(xùxiě)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，以(yǐ)海量文物为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(pīntú)，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，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(cánkuài)，专家(zhuānjiā)根据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(kědá)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(níwǎ)、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(kěnéng)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(de)石膏佛面、手部(shǒubù)残片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(wénxiàn)记载，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(zhōu)各建大云寺，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(dōu)兴建，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住持，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(guǎnxiá)天山南北，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(wěndìng)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(chuánbō)中心，并影响到库车及(jí)更远的地方(dìfāng)，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，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，专家有(yǒu)了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(yīngwèi)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(gǔchéng)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，进一步说明(shuōmíng)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(shì)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(nián)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） 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(huò)国家文物局批复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(yǐ)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(rùxuǎn)“2024年度全国(quánguó)十大考古新发现”后，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，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，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(sōuxún)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，下(xià)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，全面(quánmiàn)、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价值，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(zīyuán)，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(yǒuxiào)铸牢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记者(jìzhě)：潘莹、张瑜 统筹(tǒngchóu)：孙闻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