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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说纷纭之下，截至目前(mùqián) 文章作者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(jiěshì) 6月8日(rì)，一篇文章(wénzhāng)引发历史、考古、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广泛关注，在公众中也引发轩然大波。文章公布了一处新发现的(de)秦朝石刻，并指出该石刻解决了“昆仑山”地理位置的千古悬案。 这篇《实证古代“昆仑(kūnlún)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(fāxiàn)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，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仝涛(tóngtāo)。文章公布的石刻，位于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，为一处露天玄武岩。 相比于实证“昆仑”的(de)地理位置，一处秦朝官方摩崖石刻在两千多年后被发现，此事本身便极具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。如作者在文中所说，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(xiàncún)于原址的刻石，同时也是保存(bǎocún)最为(zuìwèi)完整的一处，意义十分重大。 然而，消息(xiāoxī)一经披露，质疑随之涌来，部分学者和公众对石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，但古文字学界(jiè)、考古学界等领域都(dōu)有学者初步判断该石刻为真实古迹。 有(yǒu)学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近两年，围绕该石刻已经在青海召开多次专家研讨会，包括考古、古文字等多领域专家与会，这篇文章应该是基于多学科(xuékē)的研究后(hòu)形成的结论。 众说纷纭之下(zhīxià)，截至目前，文章作者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。 黄河源石刻。来源：光明(guāngmíng)文化记忆 据发表的文章和图片，此处摩崖石刻位于扎陵湖(zhālínghú)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玄武岩基部。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(qīngwēi)剥蚀，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，壁面磨蚀(móshí)风化较为严重，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。 作者辨认出37字(zì)，分12行，每行2—5字。石刻释读如下（□内为推测文字，□为无法识读(shídú)的字）： 刻文大意为：秦始皇廿六年，皇帝派遣五大夫(dàifū)翳率领一些方士，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(yào)。他们于(yú)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（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），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（到达此行的终点）。 这篇文字蕴含颇多历史信息。仝涛认为，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，解决了(le)国人千古争讼的(de)关于(guānyú)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（指地理位置），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，遣使向(xiàng)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，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。 文章表示，昆仑(kūnlún)在中(zhōng)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(zhànyǒu)很重要的地位，但其具体位置在哪里，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谜题。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，因此石刻中提及的“昆仑”，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，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献中所指的“昆仑神山(shénshān)”。 石刻字体为秦小篆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(zhōngguó)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对(duì)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除了有几个残泐（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）的文字可能有讨论空间(kōngjiān)外，作者释字(shìzì)是基本可靠的。这件(zhèjiàn)“摩崖”使用的是典型的秦篆(qínzhuàn)文字，秦篆传世和考古发现都很多，所以并不难认(rèn)。这类篆文从战国到秦代都在使用，汉代以后也可以袭用，时间跨度较大，对“摩崖”准确断代不能提供直接帮助。 该消息(xiāoxī)一经披露，引发考古、文物、历史、古文字等各领域(lǐngyù)学者关注，部分学者提出质疑，认为有造假嫌疑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多次对该石刻的(de)真实性表示质疑，发布在影响力颇大的微信公众号“辛德勇自述”中，但并未提出具体疑点。他称未来或许(huòxǔ)会写一本书《制造<昆仑山铭(míng)>》，清楚全面地表述自己的看法(kànfǎ)。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质疑称，如果秦朝已经知道黄河源的位置，且此处已经被命名为昆仑山，为何(wèihé)这么重要(zhòngyào)的地理知识(dìlǐzhīshí)到西汉反而不知道了？ 也有公众提出疑问：秦朝西部边境在(zài)甘肃(gānsù)临洮附近，此处石刻所在已经在秦朝国境(guójìng)之外，秦使为何能够前往？秦汉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说，秦朝国境北部以长城(chángchéng)、东部以大海为界，西部和南部并没有明确的国境线。近些年，西北地区发现的秦文化遗址，已经超出此前普遍认为的秦朝疆域(jiāngyù)范围。 刘庆柱(liúqìngzhù)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，这块(zhèkuài)石刻的存在两年(liǎngnián)前已经为学界所知，这两年开过几次研讨会，仝涛邀请过他(tā)，但他年岁已高，没有(méiyǒu)前往高原参会。他们多次就这一石刻进行过讨论。“据我所知，也有古文字学者去现场看过。这块石刻应该是经过了多学科的论证，不是作者自己拍脑门写出来的。”他说。 实际上(shíjìshàng)，摩崖石刻的首次发现者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。2023年，侯光良出版《昆仑上下：青海的史前文化》一书(yīshū)，书中(shūzhōng)公布了该石刻的照片。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于2020年7月在(zài)野外考察中发现了该石刻，侯光良在书中释读了石刻文字，但并未识读出“采药昆仑”“廿六年三月(sānyuè)”等关键文字。 侯光良近日(rì)在朋友圈对仝涛的(de)文章作了回应，他称由于(yóuyú)“皇字石刻(shíkè)”关系重大，自己(zìjǐ)发现后没敢公开。他认为该石刻为古代文物，不存在伪造，且该石刻是国家行为，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。但是他倾向于认为石刻年代为元代或清代，很可能是1280年，与元代荣禄公都实作为招讨使前往河源的历史事件有关(yǒuguān)。原因在于，他将“己卯”解读为“己卯年”，而仝涛和多位古文字学者都将“己卯”判断为廿六(niànliù)年三月的“己卯日”。 在回应《南方周末》时，侯光良承认，当时做出(zuòchū)“元代(yuándài)或清代”的推断“比较浅薄，还缺乏(quēfá)认识，后期还需要继续研究”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自己正在三江源野外考察(kǎochá)，近期对石刻没有作进一步研究，不便多回应。 “昆仑石刻”线描图。来源(láiyuán)：光明文化记忆 “真实的(de)文物中也会有错” 值得关注的是石刻中(zhōng)“昆陯”两字的特殊(tèshū)写法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断代信号。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(wénxiàn)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近期(jìnqī)撰文称，“昆陯(lún)”是里耶秦简中的写法，其中有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的记载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，且只此一例，他认为这个写法不太容易被造假者(zàojiǎzhě)发现(fāxiàn)并巧妙地用于刻石，“（如果是造假）这学术素养也实在(shízài)令人称奇”。 谈及对(duì)这方石刻的判断，刘钊认为，“昆仑石刻”的文字时代特征(shídàitèzhēng)明显，风格统一，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他举了几个例子，如“皇”字上部从“白(bái)”，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手臂下，“翳”字所从“医(yī)”字左旁竖笔出头(tóu)，“以”字的写法，“己”字下部(xiàbù)右曳，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，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，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(děng)，都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 仝涛在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中也作出了(le)相似的古文字学分析：“‘大夫’二字为战国-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；昆仑之‘仑’字偏旁为阜旁，写作‘陯’，这些特征都(dōu)是(shì)秦代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。” 刘钊认为，所谓风格(fēnggé)统一，是说全篇文字(wénzì)风格一致，有些细微之处亦(yì)表现得非常到位。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的(de)向上拱起状，在(zài)“皇”字、“里(lǐ)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土”旁的最下一笔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“设想如果是伪造，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，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，且能保证结体不误，风格统一，恐怕连专业者都不易处理得如此完满。” 另(lìng)一个存疑的焦点在于石刻文字中的时间问题。“廿六年三月(sānyuè)己卯日”具体对应何时？质疑者认为，这个年代可能露出了破绽。 秦始皇廿六年为公元前221年，即(jí)秦统一六国(guó)、建立秦朝那一年。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撰文指出，根据其对《颛顼历》的研究，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(sānyuè)不存在己卯(jǐmǎo)日，“石刻上记录的‘廿囗年三月己卯’，无论如何无法与《颛顼历》吻合”。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(yún)的看法(kànfǎ)是：“铭刻(míngkè)真，不必怀疑(huáiyí)。”他认为，部分释文可以再讨论。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，仝涛识读为“廿六年”的几个字，并非无可争议。熊长云认为，“廿六年”或许为“廿七年”，或者为“卅六（或七）年”。“始皇(shǐhuáng)卅七年，三月正有己卯。卅六年，始皇因荧惑守心等(děng)事，已(yǐ)预感时日无多。若是卅七年，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，正合于其时心态。”他说。 赵平安认为，历法(lìfǎ)问题本身很复杂，即使历法不合，也不能直接认定文物为伪。在秦汉简帛中(zhōng)，这样的例子(lìzi)已经有不少，没有人怀疑新出简帛的真实性。“道理很简单，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。” 黄河源石刻(shíkè)。来源：光明文化记忆 据历史记载，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，秦始皇共有七次(qīcì)出巡，分别(fēnbié)在山东峄山、泰山、芝罘、东观、琅琊台，河北碣石，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。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(lǐsī)撰文并书丹，均属(shǔ)秦小篆作品。刻石原物几乎都已毁坏湮灭(yānmiè)，仅存传世摹本和翻刻本。现存于世的(de)，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，均残断严重，文字漫漶。 若“昆仑石刻”确为秦始皇年间遗物，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(de)秦代刻石，且最为完整的一处(yīchù)。 “昆仑(kūnlún)石刻”指向两个重要问题：从(cóng)文物本体角度，该石刻是否为秦朝文物，且与秦始皇有关(yǒuguān)历史有密切关联？从文本角度，石刻内容是否有望确证古文献中的“昆仑山”所在？ 从(cóng)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专业副教授、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(zhāngmíngwù)提出了自己的(de)观察角度。他看过“昆仑石刻”高清照片后，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(bēikè)经验认为，从字口、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，该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“开门老(lǎo)”特征，“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”。 “仔细观察可见，字口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，并长(bìngzhǎng)覆(fù)了一层高原地衣。此外，刻字之后岩面又(yòu)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，这些裂隙的形成(xíngchéng)均晚于刻字时间。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，字迹形成年代非常古老。”张明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 他表示，关于(guānyú)刻字风化程度，许多人常以想象来推测(tuīcè)秦代刻字的状况，然而，若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札河谷的北魏刻字，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(zhìjīn)仍非常清晰。“关于黄河源刻石(kèshí)的年代，侯光良(guāngliáng)教授提出的元、清说可能性很小。综合各方面特征，我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秦代刻石。” 而(ér)从文本角度，对于“昆仑山”的确证或许尚需进一步论证。 仝涛在文中指出，秦代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(jīntiān)62.37公里，从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，正是今天“星宿(xīngxiù)(xīngxiù)海(hǎi)”的位置。而历史上，星宿海一直被认为是黄河源头所在。故而，“可见远在先秦时期已经认定黄河河源为星宿海，其周邻山脉为昆仑山”。 对于这个(zhègè)结论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谨慎表示，依据刻石确证昆仑山位置(wèizhì)，此事为时尚早。“石刻的(de)性质应与今日‘到此一游’的刻画相近(xiāngjìn)。至于铭文中的‘一百五十里’，并未表明终点，也未表明是(shì)昆仑山，也很有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。” 秦汉(qínhàn)考古(kǎogǔ)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，秦朝时认定昆仑山在黄河源区域，有一定的道理，昆仑山在黄河一脉有其合理性。“但是昆仑的具体问题，还(hái)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他说。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(jiàoshòu)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表示，仝涛的文章重点是介绍“摩崖”的位置，阐述(chǎnshù)它的价值，对发现过程并没有作详细交代。这件“摩崖”是一直露天的还是后来暴露的、“玄武岩(xuánwǔyán)”成分(chéngfèn)如何、风化情况如何、文字是用什么工具契刻(qìkè)的、“摩崖”周边发现过什么时代的文物、到这里的古道情形如何等等(děngděng)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了解。 “这么重要的(de)(de)发现，‘证真(zhèngzhēn)’‘做实’是头等必要的。”他说，“为了给社会一个准确的判断，组织多学科专业团队，现场考察鉴定已刻不容缓。” 据(jù)澎湃新闻报道，一位接近黄河源发现团队的人士介绍(jièshào)，这处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一个较为漫长、复杂的过程。对于该石刻的相关问题，如字形字义、秦代(qíndài)历法、经行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(děng)，研究者都已(yǐ)进行过“穷尽式”的搜索和论证。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、拓片、临摹、三维(sānwéi)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，查阅和比对大量文献和考古出土(chūtǔ)材料，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，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。 “我个人觉得，造这样一个假对学者没多大用处(dàyòngchǔ)。”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“我觉得仝涛应该(yīnggāi)心里有数，因为开了几次会，大家意见基本一致(jīběnyízhì)。” 关于该(gāi)石刻的论证过程，仝涛及团队成员尚未进一步公开解释。